山上新坟连日立，贫民窟中有倒毙。

满城敲盆迎总统，四方疫情相告急...

新冠病毒在巴西肆虐后，这是过去近半年在这个南美大国发生过的一幕幕，让这个贫民窟四立，地方发展差距悬殊的国家陷入了惶恐难安，一度人人自危的地步中。

以至于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因为坚持不封国不全境隔离，成为了巴西最不受欢迎的人，一度出现他上电视，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的大部分居民都会敲锣打鼓，以示抗议...

媒体曾一度将博尔索纳罗视作“抗疫不合格”的总统。

但各国其实皆有国情在，世界领袖如美国在疫情初期不也有防护物资捉襟见肘的时候——堂堂大美利坚合众国，也曾沦落到过口罩消毒重复使用，世界之都纽约的护士披着垃圾袋当防护服的地步，况乎产业空心化，国际筹码更少的巴西?

可就像如今世界疫情死亡率逐步下降一样，疫情的曙光也照向了一度成为全球第二大疫区的巴西——如今是第三。

而在度过了最艰难岁月后，巴西在九月份先后迎来两个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是中国科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巴西圣保罗州进行的新冠疫苗三期临床试验极佳。根据圣保罗州州长若昂的披露，在二期实验中，科兴生物的疫苗在60岁以上高危人群的接种者中，有效率达到了98%，且到9月9日为止，尚还没有出现任何副作用。

巴西疫情到如今，累计确诊超过430万，死亡人数比累计确诊排名第二的印度还多，超过13万人，近乎是印度疫情死亡病例的二倍，而圣保罗州又是巴西疫情的“震中”。

来自中国的科兴生物公司的疫苗在巴西见效显著，再加上该疫苗有望在今年12月上市，所以极大的提振了巴西的民心士气。

如果说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疫苗，是人类在新冠大流行团结互助所带来的曙光，那么巴西经济的复苏，则是博尔索纳罗的坚定立场和醒悟“巴西自有国情在”后的巴西人民，坚韧不拔所得。

所谓巴西国情，是上世纪巴西完成民主化后，左翼政党上台大撒“福利选票”，更推动大量脱离现实的劳保法案，极大的削弱了巴西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这导致巴西第二产业只占到GDP比重的21%，第三产业竟占到了巴西GDP的72%以上，这也就意味着大量巴西人依靠着服务业过活。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大量巴西人干着服务生、摊贩和其他服务行业，这其中的大部分人既缺乏积蓄，又由于是非正式就业者，因此匮乏足够的社会保障，一旦停工停业，就意味着全家人都面临着断炊的危险...

圣保罗的狂欢节是巴西的一大旅游标志，然而随着新冠大流行，2020年的狂欢节被延期了八个月举办，这也就意味着大量从业人员面临困境。

朱里奥·塞萨尔(Julio Cesar)在疫情发生前在圣保罗的一家制衣厂工作，为狂欢节提供衣料支持，在过去的狂欢节期间，他每个月能拿到500美金的收入，这相当于巴西最低工资的两倍多，更拥有健全的正式职工福利，在巴西属于典型的普通收入人士，距离中产甚至可以说只一步之遥。

虽然未必富有，但却很殷实。

然而随着新冠大流行的到来，巴西陷入困境，狂欢节的停摆更是让他在劫难逃，如今他只能依靠一份每月50美金的工作养活全家。

“尽管现在已经如此艰难，但我不会放弃生活。”

“我们不能没有希望，现在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为生存而战。”

收入虽然不能跟以前相提并论，但在四五月间巴西的最困难时刻，朱里奥能找到一份工作已经可谓是邀天之幸。

事实上，巴西的第二产业本来就规模有限，在疫情期间更是又受全球经济急冻的影响，遭到重创，三四月间巴西工业产值下降了近20%。

博尔索纳罗正是意识到巴西特殊的经济结构，一旦仿效其他各国的防疫措施，全面停工停业，实行封锁隔离，那么巴西中低层人将面临绝境，而以巴西常年的财政赤字，又绝无长期大量救济的本钱。

一些巴西人不理解，一些巴西人表示支持，还有一些人则在两可之间...

为了获得巴西人的理解，同时也要让哪怕在经济开放中也失业的巴西人能够活下去，博尔索纳罗还咬牙在此前为8500万巴西贫民发放了每月600雷亚尔的疫情补助金。

缺乏积蓄的巴西穷人，不像很多中产美国人可以把钱存起来，这些钱很快就流入到了市场，成为了巴西经济的一大强心剂。

而在今天的巴西终于见到了经济复苏的曙光。

虽然巴西第二季度的经济萎缩规模高达9.7%，但相对于另外一个拉丁美洲大国墨西哥而言，却只有后者经济萎缩规模17.1%的近一半。

而在全年经济的预期中，巴西政府预测萎缩规模将为4.7%，而巴西央行虽然更悲观一些认为将达到5.3%，但无论如何在南美各国中，如果经济发展贴合预期，那就可以说是一份亮眼的成绩。

在充满“黑天鹅”的2020年，GDP增长对于全球大部分国家来说，确实有些天方夜谭的意思...

但巴西的未来虽然见到了曙光，但对于穷人而言，这漫长的黑夜却仍然十分煎熬。

朱里奥也是享受到600雷亚尔的八千万穷人之一，但加上他的50美金工资，这些钱也只能让勉强腾挪过活，在流离失所的边缘无限徘徊。

“政府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我必须选择每月的收入是拿来支付房租，还是信用账单或是购买食品。”

朱里奥在疫情中的阶层下迁，并非个例。

阿特丽斯·萨马里(Beathriz Samary)在疫情前是里约热内卢的一名美甲师，每月能获得三千雷亚尔的收入，约三倍于巴西最低工资。

她跟很多低端服务业从业者一样，没有享受过高等教育。

事实上，出生在贫民窟的她，为了走出那座一家八口侧眠而居的拥挤小木屋，阿特丽斯11岁就开始工作，并最终经过努力走出了贫民窟，在里约热内卢成为“普通收入者”中的一员。

阿特丽斯是巴西“全球大宗商品超级周期”里，依靠着“经济大势”摆脱贫穷的3600万巴西人中的一员。

但不幸的是，新冠大流行的到来不仅让她失去了绝大部分客户，收入锐减，更让她不幸感染。

她回忆起三月初高烧和呼吸困难中的自己时，有些后怕“我当时病得很严重，我差点以为自己就没法挺过来了。”

“虽然如今已经康复，但我似乎没法回到从前，在生病中花光了积蓄，也没有客人来光顾了。”

事实上，她和她的情侣之所以能够还能度日，完全是依靠了慈善机构提供的食物包裹，而至于房租，他们也无计可施了，只能用疫情补助金支付，而他们家的互联网早就因为欠费被切断了。

然而博尔索纳罗为了鼓励人们回去就业，已经在最新的救济方案中，将疫情补助金减少了一半，只向穷人每人发放三百雷亚尔。

三百雷亚尔，够什么呢?

但对于巴西政府来说，“疫情补助金计划”带来的三千六百亿雷亚尔的财政开支，已经感到力所难支，甚至濒临困境。

可毕竟一切在变好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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